邓州，古称“穰”，位于河南省西南部，南阳盆地中部偏西，东连新野和唐河县，西南接湖北省老河口市和丹江口市，北与内乡县为邻，南北长69km，东西宽67km，总面积约为平米千米。

邓州市地处古“南襄隘道”西侧，是古时“商山-武关道”的必经之路，也是“宛鄂驿道”的联络点，地理位置优越，交通便利，从而使之成为中原重镇。

邓州在夏、商、西周和春秋早期是诸侯国邓国国都所在地，楚文王十二年邓为楚所灭，楚置“穰邑”，后属韩，仍为“穰邑”；秦朝置南阳郡，邓州隶属之，领三县；南北朝时期，将荆州治迁至邓州，成为其在历史上最显著的时期。

隋唐期间，曾三次置“以邓州为中心的南阳郡”；五代曾先后置“宣华军节度”和“武胜军节度”于此，是南阳盆地的政治、经济，军事和文化中心；两宋时期，邓州曾分属金和宋，最终属金南京路，州治于穰，辖三县；元初，邓州属襄阳府，后属南阳府，州治于穰；明清时期，邓州属河南布政使司南阳府，雍正时设散州不领县；民国时期，邓州称邓县，直至解放后；年，邓州为省级直管县级市。

邓州城市建设可追溯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穰城。古穰城城址位于现内城东南角，单层城墙。后邓州城池在古穰城基础上扩建，至元代已有内外二城，在元末王权大战中摧毁，于明初重新修建。内城以古代穰城城址为基础而建，砖筑。

明崇祯十年流寇破坏，邓州城郭疮痍之地，外城不能守，而集中力量修内城。康熙年间，内城砖石毁，知州赵德修缮之，“由东而南而西，共计三百六十八丈”，近数十年内无征战，故城将完好无缺。

清乾隆年间，“今邓之外城虽稍颓废，内城固屹然也”。明初至清雍正年间，邓州领三县，为区域中心，雍正始为散州不领县，此间邓州城舟车船马繁禄，商品交易繁盛。在民国时期，战乱频繁，邓州古城城墙被夷为平地，之后一直未重建，邓州古城从此成为“无墙之城”，今邓州只在百花洲处有些许城墙遗址。

自古以来，南阳盆地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执政者在此地区长期驻守防御军队，用来巩固政权，因此官兵在这一地区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在非战的平常时期官兵如同平民，入户拥有户籍，进行屯田和日常防御工作，而在战争混乱时期官兵履行军人的职责，进行征战，保卫领土。

史志记载，明初南阳地区设立有南阳卫、邓州守御前千户所、唐县守御右千户所、永乐年间设置的南阳中护卫（唐府中护卫），而据《南阳府志·王庄军屯》中有关于军屯分布的记载：邓州有南阳卫屯田12处。邓州城中有韩营、刘家营、闫营和杨营等军营驻地，他们与平民共同生活，形成“兵民混居”的居住模式。

历史上曾有六位皇帝想迁都邓州。

永熙二年，高欢作为大丞相控制北魏朝政，元修因不满高欢专政，与其决裂，高欢带兵从晋阳南下，将入洛阳。元修为避开高欢，接近荆州刺史贺拔胜，考虑迁都邓州穰城。但散骑侍郎柳庆劝元修迁都长安，权衡利弊后，孝武帝最终决定迁都长安，依附于宇文泰。

武德七年，突厥举国从原州连营南下，所到之处都极震恐。唐高祖李渊担心守不住长安，于是有了迁都邓州的打算，一众大臣均赞成迁都。不过这次受到了李世民的反对。

唐昭宗继位时，大唐趋于分崩离析。唐昭宗困守于长安城中，很多割据的军阀，都想让唐昭宗迁到自己的地盘上。不过，唐昭宗有自己的想法，欲迁都到襄阳、邓州一带。由于朱温的牵制而未能实现。

靖康元年一月，金兵逼近，时任北宋宰相的白时中、李邦彦等人，立主割地议和，同时谋划奉皇帝之命出逃襄、邓，以避开金人的攻势，遭到力主抗金的李纲竭力阻止。

北宋灭亡后，康王赵构于应天府建立南宋，迫于形势，一度启用曾被贬的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郎李纲。金兵逼近应天府时，高宗欲迁都以避开金军，李纲力劝宋高宗赵构迁都到邓州一带。

但李纲所提之议，却遭到政见不同的黄潜善、汪伯彦等人的极力反对，高宗最后采纳了黄潜善等人的建议，后于建炎四年，迁都临安。

天兴元年，蒙古军围攻金国都城开封，金军坚守将近一年，丞相赛不和右司郎中白华等人主张入邓州。同年十二月，金哀宗逃离开封，迁都归德。次年六月，因归德形势恶化，金哀宗又逃往蔡州。但蔡州易攻难守，金哀宗才觉得迁都邓州好，但机会已经错失。

邓州在古代具有极高的的战略地位，以至于曾被多次选为迁都的对象。